将近两个月的“暑期”蛰居生活，随着昨天签下一纸文书把自己再次卖给资本家而画上了句号。在家Soho又能活得滋润，应当是我等的终极目标，可惜还没毕业就就业的我，一直没有机会加以尝试。托上一家公司的“福”（此处引号意味请参考塞翁失马的故事），终于在今年把大四结束后的那个消失的暑假补了回来，再加上翻译实在是一个很适合作为兼职营生的工作（根据某就业指导职能部门的统计，翻译是兼职人员中最多人从事的行业），所以，抱着“放个假，轻松一夏”的心态，冲着“打几分零工便不至于饿死”的底线保障，这两个月我总算过了一次Soho瘾，做了一回“宅男”（“宅”在这里是本意）。
总的说来，我的蛰居计划还是很成功的。一方面，把生物钟调整到了我个人最喜欢的点儿上（每天睡到自然醒，晚上醒到自然困），省却了白耗在糟糕交通上的时间，抛掉了不必要的琐事，做事的效率何止提高了一倍两倍。无论是娱乐，还是工作，都以最快的速度和最高性价比的方式完成。什么时间管理，什么科学工作法，通通见鬼去。对于某些工作而言，完全应该倡导全民soho。
另一方面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除了没有社会保险，入手的净收入和蛰居以前基本持平，而且不用受某些部门“剥削”。
不过最终我还是走出了这样的生活。究其原因，我觉得Soho只能作为偶尔尝尝的小菜，如果成为每天每月的主食，那滋味就不同了。在家工作，看似轻松自主，没了奥菲斯里那种紧张的工作压力，但绝对不代表没有压力。从某种程度上而言，全职工作的压力是刚性压力，恰如泰山压顶，来势凶猛但也去如疾风；而Soho的压力却是柔性的，逐渐积累的，好比一招化骨绵掌，杀人以无形。最大的压力源，是一种因为缺乏“肯定性”而带来的不安全感。伟大又坚强的“狐狸”网友曾经对我说，如果你真的要安安心心地做一个在家工作的人，至少要有两份长期的兼职工作合同在手。是的，“事无定所”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保障，干完了今天的活，不知道明天的路在哪里。
然而，我却以为，即便有了长期的协议，仍然不能逃脱压力。在8月份，我就接下了一份可以持续一整个月的兼职，但仍然不轻松。老钱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不能将其与办公室联系在一起的家伙，他和狐狸一样，都是漂一族，离家远远的。我觉得，如果家长、亲友不在身边，那么可以拥有更多享受Soho生活的闲情逸致。如果像我这样，天天被亲戚朋友追问着，还要劳烦父母照顾生活起居，实在过意不去。看来，在真正意义上的成家立业达成以前，是不适合蛰居的。套用一句老话：年轻人么，就该去外面走走。
做E2C翻译做多了，肯定会有这样的体会：翻译过程中50%的时间是泡在了Google（or百度，what ever）上，满世界地寻找某些机构、人物名称的既有译法。特别是对于一些较为生僻的专有名词，那花的工夫可不是一两分钟这么简单，往往要把搜索结果全部看完，才敢初步判断这个词是不是的确没有约定俗成的译法。如果没有，方可自己按照读音译出。尤其可恨的是，网络上的文章由于求快求新，故而翻译往往草草完事，大堆大堆本该可以译出的人名地名照原文放在那里，所以在Google给出的几十个搜索页面里，往往有用的少之又少。
我个人最怵的，还是老外“写”中文。博大精深的汉字到了他们的笔下，成为了一串表音的拉丁字母，“形”毁了先不说，更多的时候连“音”也元神俱丧。
就拿一个“张”姓来说，我看到过的写法有 Zhang（大陆，如张靓颖 Jane Zhang）、Chang（台湾，张信哲 Jeff Chang）、Cheung（香港，张柏芝 Cecilia Cheung）、Jang（韩国，张东健 Jang Don Gun）、Teo（似乎是闽南语？张栋梁 Nicholas Teo），Cho（日语的汉字音读，张富士夫 Cho Fujio）。在同一张《Forbes新加坡富豪榜》上，同为黄家人的黄廷方（Ng Teng Fong）和黄祖耀（Wee Cho Yaw）就有“两个”姓了，同是郭家子孙的郭令明（Kwek Leng Beng）和郭孔丰（Kuok Khoon Hong）也变成了两家人。当然，这也不能怪老外，中文音译的藩系过多是主要原因。拼音、威妥玛两个套系，再加上复杂的方言系统和日、韩、越等汉字源流国家的各自转写，中文在拉丁文字系统里表现得如此混乱就不足为奇了。
更增加事情复杂程度的是，很多华人喜欢取“英文名”。而且取来取去就是那么几个常用的英文名，时常发生“撞车”。你可以Google一下David Tsang，看看有几个不同的“破译”版本。在这点上，我不得不说，无论是日韩，还是印度、泰国人，纵使他们的名字用拉丁字母拼出来是多么怪异、冗长（看看Charoen Sirivadhanabhakdi和Somporn Juangroongruangkit有多少个字节），但很少有人用英文名的。所以我决定了，如果我哪天成名了，我一定不会用英文名。（哈哈，现在这个是网名，另当别论）
当然，如果说以上这些只是老外写中文给我们翻译造成的“纯技术性问题”，只需要搜索几次就能知道答案的话，那么当老外试图“引经据典”的时候，才是真正梦魇的开始。
每次看到老外写到：“Confucious said”，在我眼中就等于confused+sad。如果真是夫子他老人家说的到还好，翻不出可以去查《论语》，查不出责任在己，没有学好中华文明。但是往往，有些老外以为Confucious said everything。《偷天陷阱》的编剧们就认为，孔子曾说过“别拿大炮打蚊子”，硬生生地把火药的发明往前推了N个世纪。又但是，像这种情况也还好，至少你在译文中可以为毛主席恢复名誉，最无语的是那些无根无据的话语无顾无忌地加在无名无姓（性）的古人身上，真可谓无法无天。去年，我就曾与一个同事一起“破译”一首所谓的“Tang Poem”，结果在网络上发现了不少和我们一样被耍的国人，大家的结论，不论是用简体中文还是用繁体中文，都写的是“查无此诗”。“诗作”的原文不记得了，有机会的话找出来大家共赏。
写了这么多，一方面是为了发发牢骚，一方面是有些感慨于心。现如今，我们可以看到中文中越来越多地出现英文的踪影，试想，如果老外在写到中文转译的东西（比如人名）的时候，能够在英文中嵌入中文，那有多好啊。为什么中国人可以写“我去了San Francisco”，老外不能写“I visited 长城”？《纽约时报》出现了一个中文标题就成了轰动的新闻，有没有可能某一天这样的情况成为司空见惯的情形？但愿吧。
